和谐共存 计利天下-记丝路之魂特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

□人民日报记者 吴艳丽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丝绸之路”价值及活力的研究在学界掀起高潮并取得丰硕成果。如何进一步发掘其价值？如何进一步激发其活力……日前，结合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委宣传部在成都博物馆举办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中国史学会、光明日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成都举办了“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90余位中外学者汇聚一堂，从区域与全国、中国与世界两个维度对“丝绸之路”的内涵再次展开深入探讨。

区域与全国

此次展览汇聚国内28省、70余家文博机构两百余件文物，上始新石器时期，下至明清，首次从“天府之国”四川的视角，来看待其在贯通“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大局面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意义，这也成为与会学者探讨的重点。

成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由汉代开通的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上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引发开来——据最新考证，不论是织锦技术还是其文字图案等，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三国时期锦城成都的蜀锦。因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学界将成都看作是更早开通的“蜀身毒道”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进行广泛研究之后，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更旁征纵论了四川与北方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

除了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广汉八緵布”简文在河西边塞的出土等，也指向了古代四川加入北方丝绸之路大合唱的可能，而历史上的秦蜀古道——北翻越巴山、秦岭而与陕西关中平原相通，以及陇蜀古道——沿青藏高原东缘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相接（其中包含了南北朝时期以成都为起点的“河南道”），便是其融入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桥梁，四川与西域的联系由此接通，并保证了中国内地与西北各政权及亚欧各国的贸易绵延展开。除了融入南北方丝绸之路，学者也指出四川境内的长江、珠江水系，接通了其与东海、南海的联系，进而使其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了互动。就此，以成都为联动点，群山环绕的古蜀地从闭塞走向了开放。

联动中，古蜀文化开始融入到中华文化大交流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的格局发展，并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其实，秦岭以南的蜀地早从夏商周开始便与中原和东南地区有着密切关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嵌绿松石铜牌饰，与夏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相关出土相似；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是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风格……随着四川融入北方丝绸之路，古蜀文化与关中平原以及甘青地区文化有了持续沟通，带有草原文化特色的双环首青铜短剑、“山子格”铜柄铁剑等文物在四川的出土，便显现着这一交流进程——战国至西汉时期，汉文化由青藏高原东缘南下转入西南地区。随着四川融入南方丝绸之路以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接通，古蜀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有了持续的互动，例如辫发特征皆出现于三星堆“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而且南方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不少带有“成都”或“蜀郡”铭文的铁器等文物，如信使一般，显现着古蜀铁器、漆器等产品和生产技术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传播与贡献。

联动中，古蜀文化也融入到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之中，既丰富了地域文化，也丰富了丝路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对外商贸中，丝绸无疑是代表。学者一致认为，自先秦至隋唐，成都是“丝绸之路”上丝绸的重要供给地，罕见的绣有“产自成都双流”文字字样丝织品在新疆的发现，以及奈良正仓院藏有隋代花树对鹿纹锦等，就是最好的说明。“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唐代窦师纶独创的“陵阳公样”蜀锦，更让成都成了世界织锦之都。

蜀锦北去，盐铁南走，金玉东来，茶叶西行。学术研讨中，随着四川在“丝绸之路”上地位的清晰，既带动了对蜀地蚕桑文化、成都老官山汉墓提花机在机械史上的地位等细节问题的探讨，又促进了区域文化与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而这会为区域在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另一个审视角度。

中国与世界

“丝绸之路”通过不断的区域接力才完成了由东向西的国际大运输。因此，只有运用世界史的视角，探讨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才能解读出这一历史廊道中多层面的时空交互活力。由它开启的文化、艺术、宗教等文明的交流互鉴，便是最重要的体现。

文明的交流互鉴，首先体现为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就中国而言，如展览所呈现的，除了大量以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展现国内地域文化交流之外，还以漆器、瓷器、丝织品的大量呈现，引发观众思考——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国的茶文化、瓷文化以及丝绸文化等对世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世界了解中国，最早是从丝绸开始。“丝绸之路”也因丝绸得名，这是中国丝绸文化于远播中对世界影响最直接、最有力的说明——因柔软细腻的质地和鲜艳的色感，中国丝绸取代厚重的羊皮、麻布等布料广为西方世界喜爱。这不仅带动了经贸的互动，也促进了文明和技术的传播。相传，五千年前的中国嫘祖是养蚕丝织始祖。虽然关于中国的养蚕和缫丝技术向外传播有多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五世纪左右中国的养蚕和缫丝技术已传播到了西域，并相继传播到更远的西方国家。

除此之外，唐代的西川印子流布海外，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展出的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四架织机模型，因其是世界上时代最早、考古前所未见、古文献中从未出现过的蜀锦一勾多综式提花机模型，引发了学者对世界纺织史的再研究，以及中国科技通过“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深入探讨……

文明的交流互鉴，还体现为在本国民族文化基础上融合外来文明进行的创新，这既丰富了其艺术表现力，又强化了其历史价值。

对此，作为展览重要展出部分的从克孜尔到敦煌再到麦积山的佛教艺术，做出了很好的诠释。就艺术性而言，三地佛教壁画和造像风格的并置展出，呈现出了佛教艺术从西域风向汉风转变这一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如展出的麦积山石窟造像，从造型到服饰已然具备了魏晋风度。就题材内容而言，宗教艺术也实现了与世俗生活的关联性。例如敦煌莫高窟158窟壁画《举哀图》，既真实地显示出各国不同的哀悼风俗，或割耳、或剖胸、或刺腹；又通过帽子服饰反映出唐朝与他国的密切交往以及各自的文化生活。基于印度、犍陀罗和汉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三地的佛教艺术拥有了丰富的面貌。

交流互鉴，正是“丝绸之路”的灵魂所在。因交流互鉴，才促进了多元文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使得世界文明具有很强的生长力。就像敦煌壁画对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二十世纪，张大千、常书鸿等一批艺术家从临摹敦煌壁画中汲取营养，激发了创作的新面貌。放眼世界，其实亚欧大陆板块上的任何一个丝路国家，都曾以不同的文化角色，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步入“丝绸之路”的交流之中，或汲取营养，或贡献力量。这既是每个地区都可以发掘的历史文化宝藏，也同时打开了丝路沿线各国之间关系研究的另一视角。

文明交流的背后，体现着各国共同的追求——和谐共存以及“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丝路精神。这一点，既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也为当下火热的“丝绸之路”研究所重视——小到研究者，大到一个区域和国家，不仅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响，更要将历史经验的真正内涵转变成前进的新动力。（原载201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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