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丝绸之路上的刺绣文化

新疆是古代陆地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今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从古至今均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伴随整个陆地绿洲丝绸之路行经西域向西输送的,不仅有丝绸、茶叶与瓷器,还有与之相关的传统工艺,刺绣便是这诸多工艺的一种。刺绣传统工艺经“丝路”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在纺织技术上的发展;又借由“丝路”一路回传,使得我们也吸收借鉴了西方纺织的工艺和文化,如此,才有了今天丝绸之路上的锦绣无边。

刺绣俗称“绣花”“扎花”,是用绣针引绣线在绣地上穿绕,形成以绣线为主或者以线固定其他绣材为图案的一种装饰方法,结合不同的配色,形成不同的绣品。古书记载为“针黹”,黹便是缝纫、刺绣之意。从史料记载与出土实物来看,刺绣最开始是以实用为目的的,用于服饰与日用小件的装饰。《尚书·虞书》记有关于舜命禹制作章服的传说,“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帝王所穿的“衮服十二章”便可追溯至此,主张以“衣画而裳绣”的手法,通过绘画与刺绣的结合,呈现衣服的装饰特点。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据考出现在西周。1974年12月,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鱼伯墓中,发现了留存于泥土中的刺绣痕迹。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贵族服装多以刺绣装饰,并将之用于国家之间交流馈赠的礼物。春秋战国时期,刺绣走出宫廷,来到民间,自此,庶民之衣与军队之旗上出现了刺绣的纹饰。

一般而言,绣地、绣材、绣针与绣线构成刺绣的基本要素,而针法、绣法与绣种又决定着刺绣的工艺水平。

绣地缤纷汇西域

绣地,是指刺绣料子,有绷、缎、纱、布、皮等,亦称“地子”“底子”。虽相传周穆王西游之时便已带来丝绸,然而,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从织造技术而言,西域境内可供选择的刺绣绣地多为羊毛织品、皮革、裘毡。擀毡是商周时期西域人便已熟练掌握的制作技艺,其真正原产地在今伊朗高原,它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西北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丝绸织造技术传入之前,毡几乎是西域境内居民服饰制作首选的材料。陆地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毛毡也通过丝绸之路回传,影响到中原的宫廷与贵族生活。7世纪初期,黑羊毛毡制成的男人毡帽一度风行,并出现了毡与绣结合的绣法创新。《酉阳杂俎》中记载,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诸多礼物中,便有“绣鹅毛毡”;蒙元时期,“剪绒毡”更被列入皇帝影堂织造的地毯中的上品。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原地区传入的丝绸极大影响了西域的刺绣绣地。丝绸、蚕丝织造技术的传入使得该地区将丝绸纺织与原来的棉麻、毛纺织品结合起来,这些绣地与刺绣、染色、提花等工艺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居民的服饰艺术。“高昌锦”“于阗锦”“龟兹锦”“疏勒锦”等织锦富丽的绣地品种在历史上工艺水平很高,作为贡品朝贡给中原王室,形成了丝绸之路上丝绸文化的回流现象。据考,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上往返的丝织品中便有绢、绸、锦、缎、绫、罗、纱、绮、绒、缂等多种织品,它们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居民刺绣的绣地选择。

与此同时,汉晋时期,西域居民的衣着款式新奇,服装上刺绣的花草纹样精巧细致,从图纹到绣地都显出浓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迹。1959年新疆民丰县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绣花棉布裤”,以粗棉布作面,裤腿脚边缘用草绿色显花细绢绸镶边,绢上以绿地、动物、花草、叶纹为主绣,配以绛紫、黄、宝蓝、白色等各色丝线,运用锁针绣出卷草叶、金钟花的纹样,纹饰枝枝蔓蔓,循环往复、富有动感。这条裤子不仅反映出汉晋时期西域绣地已出现棉、绢、绸等多种材质的混用,而且展现出汉代织锦、锦绣并用的特征。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君宜高官”铭文铜镜,铜镜所装的镜套系用丝绸缝制而成,镜套之上还有彩色丝线绣花作为装饰。新疆博物馆馆藏的汉晋时期的“刺绣方格纹锦手套”,由蓝绢缝制,锁天青色绢边,用两种织锦拼贴缝合,采用锁针绣法,图案为鸟纹、藤草纹和环纹,其绣地也呈现出不同纺织品混用的特色。此外,吐鲁番出土的蜀锦表明,魏晋时期,蜀锦也传到了西域。

蚕丝织造技术经丝绸之路西传之后,综合本地纺织技术,西域的丝织业获得长足发展。据考,唐朝时期中亚的康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迅速发展成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和最重要的丝绸集散地;到宋元时期,中亚地区各种装饰盖布、马被、丝绸褥垫、镶金织锦、绸缎、谢纳尔(一种织物)、塔夫绸、撒马尔罕的薄绒驰名世界,西亚许多地区如报达(今巴格达)、谷尔只(今格鲁吉亚)、毛夕里(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忽鲁谟斯(今伊朗东南部,波斯湾沿岸)等,也发展成为重要丝绸产区与集散地。更不用说,西域本地还有一种通过“通经断纬”之法织成的缂丝,也丰富着丝路刺绣绣地的选择。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一条唐代缂丝带,是我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缂丝实物。这种特殊织法为高昌地区的丝织技术所吸收,从而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产生了以丝为原料的缂丝织物,并通过绿洲丝绸之路一路回传中原,影响和丰富着丝绸之路上的绣地选材。丝毛混纺、金线交织,使得汉唐以后的丝路刺绣呈现出多元荟萃的异域特点。

自唐宋起,波斯、粟特和阿拉伯等西域商人大量来华经商,异域丝绸制品经由丝绸之路不断回流中原,许多诗词歌赋中都有描写。《梁太子谢敕赍魏国所献锦等启》写道:“胡绫织大秦之草,绒布纺玄兔之花”,冰纨绞绡、织金锦绣之类新鲜的纺织绣地,刷新了中原文人的诗词表达。再如杜甫《丽人行》中写:“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乃贤的《题张萱〈美人织锦图〉为慈溪蔡元起赋》中“双凤回翔金缕细,五云飞动彩丝长”等,无不呈现出丝路刺绣绣地富锦织金、异域风浓的特点。

隋唐以降,在陆地绿洲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刺绣则表现出更多宗教艺术的主题,其绣地和主题因此也有一定的限定。敦煌莫高窟中发现北魏时期的佛像残片,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幅佛像。上绣“北魏太和十一年”等,字迹清晰可辨。刺绣的绣地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为衬,既使得绣地牢固,表面又显得光滑平整。五代时期,西域刺绣的绣地里有绮,和阗布扎克彩棺墓出土的绮刺绣尖头鞋,便是在绮上刺绣;宋元时期,缎、“纳石失”锦以及“撒答剌欺”锦(犬、兔之毛织造)的出现,深受西域各族居民欢迎;元朝更在西域设专局织造“纳石失”,丰富了西域乃至中原服饰的材质以及绣地的选材。

及至明清时期,西域民族纺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棉毛麻的织造技术提高,大量绸缎、毛织物、鹿皮、牛皮、棉麻与刺绣结合,绣线选择尚金崇艳,配色讲究撞色醒目。如1963年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藏于新疆博物馆的明代的“洒线绣云龙袍料”,其绣地为明黄缎面,绣有云纹与龙纹,龙头上下分别绣有葫芦、花盖、火轮纹饰;同样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藏于新疆博物馆的清代的“哈萨克族鹿皮袷袢”,绣地选择为鹿皮,鞣革细腻,在袷袢的前襟、领口、袖口处,用白、蓝、红、绿等绣线绣有花草叶组合的纹样,色泽鲜艳;另藏有清代的“维吾尔族毛织袷袢”,绣地是羊毛织物,质地浑厚柔软,刺绣采毛线,仍以花草茎叶纹饰为主,袷袢的领边、袖口与前襟绣满花纹,配色鲜艳;再有新疆博物馆藏的清代哈密“维吾尔族桃红地绣花女式袷袢”,绣地为缎,内衬为粉底花棉布,衣襟与袖口绣满牡丹、花草树叶纹样;新疆博物馆藏的清代“哈萨克族鹿皮绣花男裤”,绣地为鹿皮缝制,皮面上用红、蓝、白、金等各色线绣有团花纹样、花草纹样以及哈萨克族独有的角形图案;新疆博物馆藏的哈密王帽,绣地采用橘黄色丝绸,帽顶与帽檐四周绣有巴旦木、石榴与花草枝叶,帽顶中心挂有璎珞,穗带垂及帽檐底部。清代西域也出现了大量绣地为牛皮的维吾尔族绣花高跟女鞋、绣花长筒皮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