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从文物特征看汉唐中西文化交流

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楚自身。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乃至融合，古人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方向。

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张骞通西域”事件，动摇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观念。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的西方之行，直接原因是要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然而却成为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突破，意外的收获是使中国开始逐渐勾画沟通欧亚的蓝图。此后不断派出的庞大使团常常带着牛羊、金帛等礼品，不再完全以政治军事为目的，改变了过去把异态文明看作是自身敌人、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加以对付的做法。许多国家的使者也纷纷来到中国。“张骞通西域”开创的与西域诸国政府间的往来，使对异态文明满腹狐疑的防范心理逐渐增添了试图了解和求知的渴望，一代代肩负重任的使者，穿梭于异常艰难的戈壁沙漠通道，寻找着东西方文明对峙中的调解办法，从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促使社会的物质文化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也不断丰富发展，给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影响。

对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历史，可从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但二者有所不同，文字记录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发现的多是日常生活器物

从交流的性质上看，汉代“丝绸之路”的商贸常常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更多地附属于军事政治目的；南北朝时比较单纯的商业交往增多；隋唐时期又在物资交换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化方面的交流。

在对外交流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中，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出现了不同，文字记录主要是对卫青、霍去病、王方翼、苏定方等将士们的歌颂。考古发现却以大量的外来艺术品或商贾和驼队的形象来默默地缅怀昔日丝绸之路的盛况。文字记录通常是一些事件和特例，而考古发现的多是日常生活的器物，更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风貌。

汉代以后，西域各国、各民族前来中原王朝的次数剧增。路途上主要是用骆驼来运送物资，因此胡人牵引的满载货物的骆驼成为那个时代具有特色的文物形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他亲自西巡，率众历时半年到达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的君主或使臣，场面十分隆重。后来诸番酋长又会集洛阳进行交易，“相率来朝贡者三十余国”。隋炀帝命整饬店肆，陈设帏帐，陈列珍货，大设鱼龙曼筵之乐，会见西方宾客。盛会昼夜不歇，灯火辉煌，终月而罢。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创举，犹如一次“万国博览会”，对中外交流是一次大促进。

唐代是中国政治史上更为成功的王朝，它的前半段是一个稳固的专制帝国，通过强化控制防止了内部的冲突，对外则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交。与“张骞通西域”相比，统治的观念变化更进一步。唐初在一次宴会上太上皇李渊令突厥、南蛮首领共同歌舞，高兴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击败了劲敌突厥人后，唐太宗曾兴奋地对来自中亚安国的人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

胡人与骆驼的大量出现，反映了丝路贸易、对外开拓的精神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追求

东西方之间的中亚地理环境恶劣﹑气候变化莫测，当时只有骆驼才能穿越那些令人生畏的沙漠戈壁。汉唐文物中骆驼被特别加以表现，塑像、绘画等艺术作品大量出现，应该反映的是人们的钦佩、崇敬之情，和对丝绸之路勇敢的开拓精神的歌颂。而且骆驼与商胡常常是一种固定的组合。展现了杜甫诗中的“东来橐驼满旧都”、“胡儿制骆驼”的具体形象。商胡几乎都是深目高鼻，满脸浓密的络腮胡，或秃头顶，或卷发，身穿翻领长袍，足蹬高靴，戴各种胡帽。高超的艺术家们对各国来的客人有深刻了解，塑造出各种各样生动的容颜，这些见多识广的胡人也是中西文化的传播者。

汉唐骆驼形象变化的轨迹，表现出中外交往的不断深入。汉代关于骆驼的艺术形象较少，而且显得有些稚拙，骆驼蹄子与马蹄无异，形象塑造与真实的骆驼存在差距，似乎是对骆驼并不十分了解。北朝时期关于骆驼的艺术形象多以驮载物品为特征，点明了骆驼的运输用途。唐代胡人牵引载货骆驼如同是天经地义的造型选择，把它和对外交往、交通贸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时代变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西北出产骆驼的地区，骆驼的形象塑造并不精致，反而越靠东方不出产骆驼的地区，骆驼形象塑造越多、制作更为生动，显然是在向往、猎奇后的创作，是把骆驼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当时“丝绸之路”的兴盛。有些塑像抓住了骆驼习性中精彩的瞬间，充满动感，极为传神，刻意表现骆驼与自然抗争、勤劳顽强的特点，勾画出“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美妙图景。

胡人与骆驼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对丝路贸易的重视已不是政府和统治阶层独有的崇尚，丝路贸易、对外开拓的精神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到了唐代，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首都长安已如同世界的大商场，举行着永不谢幕的国际博览会，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主要是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到唐代则变成了包容开放的一种精神，也变成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略。而且，人们在不断交往中解决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并且在这种交流中寻找自己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