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掏钱给员工住2房1厅:人才不愿到实体经济

说一不二的董明珠，再次语出惊人，“格力员工都要享受两房一厅，我掏钱！”

董小姐抛出的这个言论，与郭台铭最近的大学生招聘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体现出实体经济对于人才的争夺。

2016年，董明珠曾吐槽90后年轻人只想开网店而不愿意去实体经济上班。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年轻劳动力逃离制造业的忧虑。因为这种劳动力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不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而是一种人为干涉的结果。

2016年末，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90后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里工作，在家开网店，一个月赚一两千不用受约束，不用打考勤，这一代人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隐患是严重的，不只是实体经济，对社会发展都有影响。”

互联网经济在中国如火如荼，被视为时代的发展潮流，是效率与便利的象征，传统实体经济在变革前受到冲击是大势所趋。年青人将互联网创业（包括开网店）视作人生超车的机会，政府也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董明珠的这段话，她的重点不是批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或者担忧中国经济“虚火过旺”，而是对中国年轻劳动力逃离制造业的忧虑。

董的发言之前，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也表示，国内基建速度太快，房地产发展过热，吸收大量农民工短期就业，造成制造业用工荒，承受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曹还担忧，现在学生毕业，首选公务员，其次选择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高素质的工人越来越少。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劳动力逃离农田进入工厂，是人口与就业机会的巨大“流动”，那么，劳动力从工厂向服务业转移成为新的“流动”方向。年轻一代宁愿赚得少一点也不愿去当工人，因为服务业工作环境相对轻松，而制造业工作强度高，纪律严格。此外，服务业还有创业或发财的机会，从事制造业则只能是一颗螺丝钉，工资少，事业空间也有限。

这种就业趋势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巨大的威胁，当年轻人不愿从事制造业时，大量产业正因成本压力向外迁移，中国未来可能缺少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大量产业的流失也让工人积累技术与经验变得很难实现。

劳动力逃离以及成本过高对制造业的挤压，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两种冲击：第一，劳动力从相对高效的制造业流向低效的服务业，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第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比较优势，使得制造业缺乏转型升级的利润支持。

引起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因素，一方面是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开始逆转，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业的发展分流了制造业劳动力。前者是趋势性、总量上的，后者是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结果。

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GDP首次超越第二产业，此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从表面数据上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总量上得到了优化。

根据库兹涅兹劳动生产率定律，驱动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源在于各产业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就业结构向更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迁移时，经济结构才能得到优化。但是，中国劳动力从高效率的制造业向低效率的服务业转移，不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而是一种人为干涉的结果。

这是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产生的现象，该计划导致大量资源流向地产、基建以及金融服务这样的第三产业，一直持续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主要依靠这种刺激维持。当更多资源流向低生产效率的部门，劳动力也随之涌入，对制造业产生虹吸效应，最终表现为成本的上涨挤压对方。

正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劳动生产效率、投资效率增速开始降低。以2013年为例，农民工返乡已成为潮流，全国就业情况良好，但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均真实产出增速分别为10％、8％和1％，中国第三产业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第二产业。

就业迁移如果伴随投资效率的提高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则经济将从中等收入水平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规模比重高，是因为自身的高生产率，而不是脱离效率的片面规模扩张，更不是由政府不断刺激维持。

当就业向低效率部门大规模流动，或者说这种流动投资效率与生产效率越来越低，那么，人均产出的增速会越来越慢，导致就业人员收入和总需求增速趋缓，最终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为维持经济增速与就业稳定，一直以信用刺激的方式，创造就业岗位，使得大量劳动力流向低效的服务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完全靠信用扩张维持，而不是内生的需求。

低质量的就业与低效率的投资不仅让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衰弱，同时冲击了高效的制造业部门，这种做法又恰逢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阶段，加之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更加恶化了制造业的生存环境。

以信用扩张刺激经济的做法，引起通胀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但是，中国制造业并未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以品牌和技术创新为主的竞争优势。在中国真正提升制造业水平之前，如果中国企业已过早被成本上涨压倒，没有利润投入到技术研发领域，我们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可能毁于一旦。

过去，中国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高、要素资源价格低、税收有减免优惠等，成就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劳动力红利消失，税收恢复正常，中国依靠信用刺激的方式保增长，人力成本与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企业运行成本高企。基于这一预期，大量企业开始撤离中国，甚至包括本土公司。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研究，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是峰值，2011年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应会出现长期的紧张，导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欧美劳动力成本比危机前大幅下降，而其劳动生产率大幅高于中国，就近欧美消费市场的产能布局变得愈发合理，这部分解释了大量中国制造业开始向美国投资的现象，比如曹德旺对比各种支出后，公众开始明白其在美国建厂的合理性。

中国劳动力低效率与高成本将危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目前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刺激劳动力向更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如今，反全球化浪潮盛行，欧美开始重振制造业，中国的这种做法无疑进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董明珠的担忧是基于企业家的直觉，但要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则需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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