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自愿捐献”应写入器官移植条例

黄洁夫 “自愿捐献”应写入器官移植条例 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13年，急需补充完善

6月11日是中国器官捐献日。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至今已13年。明令禁止器官买卖，明确不得收取所移植器官费用。此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法治化轨道。

刚刚过去的5月，全国两会表决通过我国首部《民法典》，中国正式进入民法典时代。在民法典人格权编，首次对人体器官捐献做出明确规定。

“条例的出台有重大意义，但已经不适宜移植事业发展的需要，急需补充完善。”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器官捐献写入《民法典》说明已经得到了公众认可，应尽快启动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是时候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了”

新京报：最近，人体器官捐献被写入《民法典》，如何评价这次器官捐献入法？

黄洁夫：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公民器官捐献进一步有了法律保障，也证明公民器官捐献真正走向社会，得到了公众认可和拥护，所以写进了《民法典》。这也为下一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下称《条例》)修订，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修订《条例》了。

新京报：对于《条例》修订有哪些建议？

黄洁夫：2007年《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器官移植进入法治化轨道，有重大意义。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条例》已经不适宜移植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些条款急需补充完善。

我认为，新条例应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句话要写入条例。虽然器官买卖等现象并非主流但仍然存在，为了严格打击器官买卖等损害人权的行为，公民自愿捐献一定要写入条例。

器官捐献的获取和分配体系——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也必须写进条例。这样器官捐献公平、透明、可溯源，公众才可以相信这个体系。

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也要写进条例。不能让医院既动员捐献又实施捐献。应由OPO负责获取器官，医院和医生负责实施移植手术，二者之间应没有利益冲突。

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应进一步明确其职能和地位。2007年的《条例》明确，各级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但还要明确红十字会的组织、鉴证功能，作为第三方监管。

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救助中也要发挥作用。器官是无价的、无偿的，但器官的获取、运输、保存都需要资金，这笔钱谁来出？另外，对器官捐献者临终前的医疗费用，是否可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红十字会应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此外，建议成立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并写入条例。目前，我们有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还应成立更加合适的机构。因为器官捐献不局限于单纯的医疗范畴，而是横跨多个行政部门，涉及卫生、民政、宣传、教育、公安等，应在国务院领导下形成多部门协调机制。

两三年内或成为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新京报：目前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现状如何？

黄洁夫：中国器官捐献真正进入新阶段是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一做法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以前，中国器官捐献主要来自于死刑犯。如果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囚，就很难公开透明，器官捐献成了灰色地带，也就没有面向全社会宣传器官捐献。

2015年取消死囚器官捐献后，中国器官捐献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在增长。2016年完成器官捐献4080例，2017年5100多例，2018年6300多例。中国现在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在两三年内可能成为全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新京报：当前我国器官移植还面临哪些困境？

黄洁夫：器官移植涉及3个问题。第一个是器官来源，没有器官就没有器官移植。现在的问题是器官短缺，需要做移植和实际得到移植的人差距很大，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经济问题，器官移植需要的设备、耗材、药品造价不菲，做一个肝脏移植大概需要30万到70万元，肾移植30万元，心肺移植差不多六七十万。我国正在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而且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器官移植的免疫药物已经纳入医保，但移植手术的费用在很多地方没有覆盖，很多患者没有经济支撑。

第三个是器官移植医生。器官移植是非常高精尖的手术，医生培养需要一个过程，我国能做肝脏、心脏、肺移植的医生数量还不够，特别是心肺移植领域的医生。2018年，全国做了408例肺移植、489例心脏移植，但当年全国公民逝后心肺捐献6302例，大量的心肺器官浪费掉了。2015年起，我国开始培养一批心肺移植医生，估计到今年能做心肺移植的医生就比较多了。

这三个问题叠加，导致器官移植中供需矛盾突出。2018年，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中登记的等待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有6万人，但当年实际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是2万例，三比一的比例，也就是有3个人需要做器官移植但只有1个人能做。

目前全国共有173家医院可以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但实际需要300多家医院。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估计我国在几年之内能达到每年五六万台器官移植手术。

疫情中中国器官移植在国际影响很大

新京报：培养一名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需要多长时间？

黄洁夫：可以这么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都是临床外科中的顶尖医生。对于肝脏移植医生来说，任何肝脏外科复杂手术都不成问题，一位心脏移植医生做心脏搭桥手术更是“小菜一碟”。

器官移植不但要求医生技术要好，要在十多分钟内把断掉的血管吻合起来，还要求医生掌握全面的知识，要对器官所有功能非常熟悉。

不同的器官移植有不同的难度。例如，一名泌尿外科医生还需要经过三五年训练才能进行肾移植手术，肝外科医生需要五到十年才能成为熟练的肝移植医生。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做了多例新冠肺炎患者器官移植手术，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成功进行了首例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手术。如何评价？

黄洁夫：此次疫情中，中国器官移植做得最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很多国家在借鉴中国经验，中国专家向其他国家介绍了很多经验。中国器官移植正在登上世界舞台。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冠肺炎病人所有费用由国家报销，也包括器官移植费用。有新冠肺炎患者肺移植需要120万元左右，也都是政府“买单”。

2007年《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器官移植进入法治化轨道，有重大意义。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条例》已经不适宜移植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些条款急需补充完善。

我认为，新条例应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这句话要写入条例。——黄洁夫

新京报记者 许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