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探索管理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方式

当地时间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华盛顿签署，持续了近两年的经贸摩擦暂时告一段落。当然，第一阶段的协议并没有解决所有的争端问题，但这第一步非常关键，它阻止了短期内关税税率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进一步上升。过去两年来，双方征收的关税不断提高，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从2018年的10%以上降到2019年的基本持平，影响了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但贸易战对经济的最大伤害可能来自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不得不延缓投资计划甚至收缩投资规模，近期中美两国的资本开支确实非常疲软。根据美联储的一个研究，贸易战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最终可能令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少一个百分点。因此，协议的签署可以防止风险进一步恶化，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局势以及经济增长速度。

但这个协议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为管理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中美发生经贸摩擦的原因可能很多，包括双边贸易失衡、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以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等。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两个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不太好管理。但不好管理也得管理，“一拍两散”对中美不利，对世界也不利。而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相当于走出了一条管控大国经贸矛盾的路子。中美两国都不可能彻底改变对方，那么唯一可行的做法是求同存异，寻找并扩大合作的基础，争取双方共同的最大利益。通过谈判而不是脱钩化解经贸摩擦，应该成为未来管理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模式。

国内有人抱怨中国在这个协议中让步过多，对这个问题可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首先，如果仔细阅读协议的文本，应该说还是对等的。以汇率政策为例，双方承诺尊重对方货币政策自主权，恪守G20公报中关于汇率政策的承诺，受IMF协定约束，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来阻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实现并维持市场决定汇率。这些其实跟央行一贯以来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的表述是高度一致的，不存在额外让步的问题。更何况美国财政部现在也取消了原先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

其次，考虑到中美两国经济政策开放度的起点不同，各自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一样，这也很正常。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几乎很少直接干预汇率水平，同时金融业的开放度也很高。而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上述领域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在这个协议中，中国所做的具体的改革承诺相对多一些，也完全可以理解。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协议所提到这些承诺，几乎没有一条不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本来就打算要做的。比如，在金融服务业开放方面，中方承诺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在已经放开的领域，依法受理美资机构的业务资质申请；优化具体业务监管规则；等等。美方也做了相应的承诺，包括加快处理中资金融机构的申请等。但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并不始于中美经贸谈判。事实上，从2017年年初开始，政府各部门已经开始探讨、制定新的金融开放的政策。提高甚至取消外资在合资金融机构中的持股比例，引入国际评级机构，进一步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等举措，在之前都已经公布并在稳步推进了。也就是说，保护知识产权、改革汇率政策、开放金融业，实行所有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美国。如果说经贸谈判加速了一些国内改革政策的推进速度，那也应该算是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最后，整个协议中最可能引起争议的是中方增加进口美国产品的承诺。本来美方拿双边贸易逆差做借口，并不占理，因为中国大量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一是在中国境内的产业链的结构，其实许多半成品并非中国生产，二是美国储蓄率过低，贸易赤字难以避免。但问题是，中方如果对双边贸易逆差这一条不做回应，中美经贸摩擦就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好在美国也确实有许多农产品和能源产品是中国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协议所提到的采购仍然需要以市场为基础，而美国能不能在短期内生产出这么多的产品销往中国，也是一个未知数。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不仅有利于降低短期的宏观经济风险，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帮助提高经济效率与增长潜力，而且为管理新型大国经贸关系趟出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