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滋生，一些地方“放管服”改革跑偏走样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画好工笔画，实现精确改革。

“放管服”改革刀刃向内，拆解了“权力套娃”，一系列惠企便民措施落地生根，各界获得感普遍得到增强。

深化“放管服”改革，仍需聚焦数据不共享、改革不同步、形式主义、监管缺位等靶点，持续精准发力，避免变异跑偏。

信息孤岛现象依然突出，改革协同问题尚待解决

“一窗受理、一窗通办”“一枚公章管审批”“‘见一次面’甚至‘不见面’办结”……“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条件之一是打破部门壁垒，数据联通。

目前，一些地方智慧城市建设滞后，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很难真正实现相互联通，形成了一座座“数据孤岛”和数据垄断。特别是涉企信息仍共享不充分，归集率、准确率、及时率不高。

有些部门各自为政、一哄而上，智能平台重复建设；有些单位思想僵化教条，只认部门文件，无视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资源无法共享。

中部某市市长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方案在对涉及的省直部门征求意见时，多数单位表示大力支持，个别单位却借口没有国家局文件，不愿放权，致使改革方案批复延滞。“应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用来巩固‘放管服’改革成果。要统一框架、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真正解决信息孤岛、资源不共享、重复投入等问题。”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越向基层走，部门之间的壁垒越多。

想给一些贫困户盖房子，要17个部门的审批手续，盖个厕所也要招投标；到供电所申请安装三相电表，也需要村民小组、村委会、规划所、镇政府、供电所等多头审批才行；想修缮一下祖宅，得先交危房鉴定费和设计费……相比城市，农村地区仍面临审批限制过多、数据资源不共享等问题，“放管服”改革应向乡镇延伸。

改革不同步，也成为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掣肘因素。正在创业的福保(化名)想开个公司，涉足建筑行业，但和建筑施工劳务资质较上了劲。他告诉半月谈记者，事实上，这个资质已经取消一年多了，但目前遇事时，很多企业和办事部门还要求提供。

福保认为，这是“放管服”过程中，一些改革的步骤在不同行业、领域不统一带来的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职能部门和市场主体须步调一致。

重庆盼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钰认为，目前部分制度和管理办法滞后于一些新兴行业的发展，下一步应更加注重政策与需求的有效衔接。

“企业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同频共振，有时个别环节的效率可能提高了，但是整体的效率并没有提高。”安徽省界首市长何逢阳对半月谈记者说。

形式主义滋生，部分改革跑偏走样

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放管服”改革只是看起来很美，依然存在形式主义和跑偏走样现象。

江苏省委编办副主任张学才指出，由于“放管服”改革面广量大，一些地区部门存有畏难情绪，少数地区还存在形式主义，强推“不见面审批”。

空喊服务口号在一些地方流行。何逢阳指出，企业服务中有很多口号式、运动式的活动安排，承诺的期限兑现不了，承诺的资源也兑现不了；企业不需要时天天围着企业转，企业需要时却不见踪影；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不能给企业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还有一些地方，本来是政府部门应该面对的问题，却甩给了第三方机构；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分内职责，却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转嫁出去，以购买服务之名，行推卸责任之实。

东部某市将办理“二套房”房产证“审核材料”这项业务从政务服务中心转手给了中介公司。原本政府提供的无偿服务转交中介公司后，摇身一变成了收费项目。有些市民为此不仅多跑腿，而且多花钱。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还注意到，一些政务服务中心或者办事机构，排队等待时间长，催生了一批“黄牛号”“黑中介”，让群众的获得感大打折扣。

“需要加强对‘放管服’政策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管与督查，对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变形、走样等问题实时纠偏。”湖南行政学院教授唐琦玉等专家表示。

社会组织待培育，基层监管力量待充实

在一些地方，有的权力可以下放却没有下放到位，有的权力是碎片化下放、选择性下放，有的是甩锅式下放，一放了之。

何逢阳认为，“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权力让渡，要放到位、管到位、服务到位，社会组织的培育是其中关键一环。现在部分权力下放不掉就是因为社会组织培育不充分。大量有能力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培育到位以后，吸引社会公众有序参与进来，才能释放和激发社会活力。

在国内多地干过装修项目的张先生说，现在一些与职能部门打交道的事情确实容易了，但他对行业的健康发展却有了担忧。一些准入门槛降低后，“管”就显得很重要，现在不少行业缺乏监管标准，比如同样一个工程，选材用料表面上看区别不大，其实水分太多，有的可以以此牟取暴利，而按质按量做工程的企业反而吃亏，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他认为，简政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在便利企业同时，“管”也不能滞后。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时发现，当前监管并未渗透到市场主体的整个生命周期，主要集中在市场主体的准入、经营阶段，注销和吊销机制不够完善，造成监管底数不清、监管转型滞后。基层执法力量分散薄弱也是监管道路上的“拦路虎”，亟待解决多头执法、执法扰民和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

基层真正“接得住”“做得好”，加快配套机制建设，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和末梢监管机制建设，应是重要一招。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在江西省安福县不少乡镇，承接办事的村级代办员除了小卖部店主、乡村医生外，多为村两委成员，未来当地还将聘用更多素质高、年轻化的代办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