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通勤难题？多元共治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

多元共治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　　专家分析如何解决通勤难题

对话人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单菁菁

中国矿业大学交通运输系副教授　　苑红伟

《法制日报》记者　　　　　　　　　韩丹东

《法制日报》实习生　　　　　　　　李紫薇

产城分离是通勤时间长重要原因

记者:近日,通勤时间长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一问题为何会引起不少社会公众的共鸣?

单菁菁:通勤涉及每个人,特别是在大都市中,通勤时间长,消耗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几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所以我想《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和那篇“爆款”文章一定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因为大家感同身受,都是亲历者,算是触动了一个社会热点问题。

记者:各地都为城市道路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但是目前的道路交通压力依然很大。对此,您怎么看?

单菁菁:如果一个政策与社会实际状况吻合,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政策就会发展得很快。如果考虑得不是十分周到,可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国家为城市现代化做出了很多努力,现在依然正在努力。总体来说,这些能够契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政策能发挥出它应有的效果。

记者:为什么会产生长距离长时间通勤的问题?

单菁菁: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产城融合,但很多城市的产城是分离的,比如北京的天通苑、回龙观,大量人口聚集在这里,但是这些地区却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或者与居住人口相合适的就业岗位。住经济适用房的可能是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工作不一定在这些城郊地带,有可能在CBD或者中关村,这就造成了居住和产业的分离。居住地并不能给他提供充分的就业,或者不能提供与所受教育和职业意愿相匹配的职位。居住地和工作地点的脱离造成了人们的大量通勤。

其次,城市的功能划分和住宅服务的匹配性不高,我们有一些大的功能分区,比如中关村是科技园,很多搞研发的人在中关村工作,但那一片的地价很贵,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只能到比较远的地方购置住宅。当初在规划大的功能分区时可能没有考虑居住问题如何解决。

社会资源的分布比如教育和医疗也会引导人们居住在资源更佳的地段,这就造成了通勤的差别。学区房就是一个例子,家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想让孩子在更好的学校就读,也不愿意让孩子在上学路上花太多时间。

苑红伟:年轻人经济能力弱,北京房价高,住在外围,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远,通勤花费时间长；社会资源不平衡,进京或大城市是多数年轻人的目标,这造成大城市人口过量集聚；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还不够完善,换乘不便,运营效率还不高。

另外,通勤问题与城市规划、建筑用地规划及交通规划都有关系,往往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脱节或不协调。我国轨道交通、公共交通还要大力发展完善。

多种措施共同改善通勤现状

记者:近年来,大家对通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生活质量的关注,这就要求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

单菁菁:只要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都是在不断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城市的交通和出行问题是很多城市都会遇到的,所以在世界城市的规划过程中会有一个TOD导向,就是以交通为圆点来解决城市规划。很多城市倡导建立公共交通体系,而不是将个人出行依赖于私人小轿车这种个体化的机动出行上。

对于中国来说也是这样的,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国家慢慢向一个经济比较强大的国家发展,也是一个从社会管理水平相对较弱向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体量在不断增长,社会复杂程度也不断增加,会面临很多社会问题要去解决。解决方法有的可能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有的需要学习国际经验。

交通问题不光是大都市,现在国人富裕起来了,很多人都愿意拥有自己的小汽车,机动车化的发展就带来了很多城市,包括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都会出现交通拥堵问题。中小城市面积小可能还好点,但是对于大城市而言,这可能就意味着很多人每天会有很多时间消耗在路上。这种通勤的交通拥堵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道路所占面积越来越大等。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会要求有品质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是建立在更好的管理之上。这个管理并不是政府部门管理一切,而是建立一个多元共治的社会之上,多元共治的社会并不是一朝就能形成的。

从管理走向治理,从政府管理走向多元共治,实际上也是公民走向成熟的过程,这就涉及社会转型升级的问题。比如目前很多城市的规划还是自上而下的,但现在我们在尽力改变这种现象,比如很多部门在努力自下而上,征求更多群众的意见,把规划方案公示出来。但是这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规划院把设计图纸挂出来了,大多数人并不能看懂较为专业的规划图纸。人们当时看了图纸没有提出意见,等真的住进去了、开始发展了,又会提出很多意见。

所以,社会公众也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逐步建立一种主人翁的意识。然后,规划师用一种较为通俗的方式展现规划方案,让自下而上的规划真正能够实现。这是一个需要多方面走向成熟的过程。

记者:您觉得城市通勤问题应该如何逐步解决?

单菁菁:解决这个问题的渠道,一个是促进产城融合,另一个是要让社会优质资源分布更加均衡。不能将优势资源集中在一个区域,这样大家可能就会往一个地方扎。最理想的状态是,不管住在乡村还是城市,大家所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没有必要聚集到某一个地方。

当然,远距离通勤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人愿意住在环境更加优美的郊区。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社会治理,更好地发展公共交通,让公民的通勤之路更加顺畅。总的来说,应该是各个体系共同进步,多管齐下。

苑红伟:我们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系统会更加完善,人们思想观念也要变化。观念主要就是大城市观念,要跟上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政策,出行时愿意选择公共交通。

道路供给远赶不上需求,中国人口多,私人机动车增长太快,道路资源增加只是一种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是关键；“公交优先发展政策”就是很好的策略,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发展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另外改变城市发展规划思路,比如单中心转向多中心、发展卫星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