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约家庭医生面临三大问题：人才紧缺成了发展瓶颈

签约家庭医生面临三大问题

【家庭医生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编者按

在家门口能够方便就医是民之所系，政之所向。截至2016年年底，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22.2%，重点人群签约率达38.3%。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要扩大到85%以上地市。4月13日，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多部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会。记者走进上海和浙江等地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调研，探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究竟能给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当前又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才紧缺成了发展瓶颈

“家庭医生数量不足、水平不高是现阶段制约签约服务工作的重要瓶颈。”在4月13日召开的家庭医生签约推进会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指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是首要因素。

“百姓最关心的是家庭医生的诊疗水平，会不会把病情耽误了？”在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副会长陈博文看来，当前，服务基层的医务人员主要以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为主，其诊疗水平和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相距较远。

“没有人才支撑，再好的制度也只能停留在纸上。”陈博文指出，一方面要通过转岗培训等方式提高家庭医生的诊疗水平，同时也要鼓励大医院的内科、妇科、儿科等专科医生和退休临床医师下沉到基层。“但治本之策还是要补上全科医生的缺口，尽快培养一批经过正规医学教育和全科培训的高素质全科医生来充实家庭医生队伍。”

全科医生，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从国外引入的概念，百姓对其不甚了解。相对于大医院的专科医师，全科医生又称为家庭医生，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慢病管理和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

百姓最需要这种“科科通”的全科医生，但目前却极为紧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累计招收规范化培养全科医生3.7万人，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共有20.9万人，不足医生总数的7%，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约为30%。按照到2020年每万名城乡居民有2名至3名合格全科医生的目标要求，我国约需28万至42万名全科医生。此外，原本就总量不足的全科医生中，约80%分布在大中城市。这就是首先要集中医疗资源先覆盖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和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再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的根本原因之一。

“要将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培训和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同推进。”李斌表示。可喜的是，随着全科医学师资队伍建设、全科医学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等措施的逐步推进，北京月坛社区服务中心等一些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已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高职称”的家庭医生团队特点，为签约居民提供了满意的医疗服务。

激励机制调动积极性不足

培养出合格的家庭医生来，又如何凭借岗位吸引力来留住人才呢？这也是一些试点城市在实践中一直思考探索的课题。

只有让家庭医生主动发现百姓的潜在需求，百姓才能够享有持续优质的多层次健康服务。“从签约服务的提供方来说，收入分配应体现技术劳务价值，实现多签多得、优绩优酬。”这种观点得到业内专家们的认同。事实上，家庭医生的服务积极性对保障签约服务的质量至关重要，但目前，还存在政策推动力不足、岗位缺乏吸引力的瓶颈。在此次31个省、区和直辖市卫生计生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推进会上，李斌强调，要强化对基层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允许基层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各项费用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等。

而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激励机制方面，李斌指出，要推广标化工作量作法，将服务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等考核结果，和服务团队的收入挂钩，“鼓励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除了上述激励机制，李斌还表示，要拓宽家庭医生的职业发展路径，在编制、人员聘用、在职培训和评奖推优等方面重点向承担签约服务工作的人员倾斜，特别是要增加基层医疗机构中全科医生高、中级岗位的比例，将签约服务评价考核结果作为晋升晋级的重要因素。

百姓亟须树立合理就医理念

当家门口有了贴心的家庭医生后，老百姓改变“一生病就往大医院跑，没病少往医院跑”的陈旧观点，养成好的健康自我管理和合理就医理念至关重要。

家住福建厦门莲前街道的李阿姨长期患有高血压，平时没事不吃药、头晕了就吃药，实在不行了才去大医院挂号看病拿药，每次都得大半天而且血压控制得也不好。自从她加入了厦门卫计委建立的“高友网”，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享有全科医师的诊疗服务，平时由健康管理师及时了解她的健康状况并提出一些个性化生活建议，如果病情加重，全科医师会帮她转诊到上级专科医师就诊。这种“三师共管”的模式不但较好地控制了李阿姨的血压，还引导她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现在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有小毛病直接联系家庭医生，大医院的专家资源也能留给真正急需的疑难杂症患者。”李阿姨感慨。她的一番话也正是分级诊疗制度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靠政策调整促使常见病和慢性病患者自愿去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而让长期处于“战时状态”的大医院回归学术和诊治疑难杂症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