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梁红：不要低估中国经济潜力2017年GDP增长有望超6.5%

编者按：今年以来，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整体运行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态势。近日亮相的多项数据显示，多项制造业指标向好，实体经济回暖迹象明显。

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2017年中国经济回暖态势会否持续，有哪些风险点值得警惕，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又在哪里，都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新华网投资者教育基地特别采访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为大家详解数字背后的经济冷暖。

发展：质疑变小了，信心更强了

2016年，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完成了6.7%的经济增长，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17年GDP增速目标锚定在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

从6.7%到6.5%，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在梁红看来，下调增速目标并不代表今年的经济增速必然放缓。

“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明显感觉到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增加了，质疑声减小了。”梁红说，我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动能企稳回升并且有望保持强势。中金此前已经将2017年GDP增速预测上调至6.8%。”

梁红解释说，随着本轮制造业去产能周期和行业整合走过拐点，中国经济进入再通胀周期，经济运行呈现出企稳回升的态势，下行压力明显缓解。在此背景下，政府将GDP增长目标从去年6.5%至7%的区间下调至6.5%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甚至有可能超出预期。”梁红再次强调。

事实上，中金报告预测，2017年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可能从2016年四季度的6.8%小幅加快至6.9%，名义GDP同比增速则可能从9.6%明显上升至11.4%。

报告还认为，名义GDP增速加快意味着企业利润可能明显回升，尤其是周期性行业。分产业看，预计第二产业增速的回升幅度较为显著。从需求端来看，内需（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加速，而贸易顺差对增长的贡献可能减小。

梁红表示，中国经济要在保持增长大体稳定的前提下，强调深入推进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并迈向中高收入水平。

转变：旧的东西不能掉得太快

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键之战。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仅催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也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孕育了新动能。

梁红指出，从2012年后，“旧经济”掉得太快是困扰经济增速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主要原因就是占半壁江山旧经济的下滑速度过快。”她指出，近年来，新经济的各项数据指标很亮眼，但很多新经济的发展还是站在所谓“旧经济”的肩膀上的，比如，像阿里巴巴、腾讯等这些互联网巨头，他们虽然是电商，但是他们的发展即依赖也带动了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发展。

梁红表示，如今，中国经济正在逐渐复苏。从2016年开始，实体经济已经开始企稳回升，今年的效益指标（例如企业利润、国家税收）都将逐渐趋好。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新经济环境下，消费占GDP比例在逐渐增加。

梁红坦言，未来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大的故事或许还是“旧经济”的调整。2017年，我们将看到不仅新经济、新动能在增强，一些传统行业、实体经济也在逐渐升级迭代，并且呈现出复苏之势。

“从过去53个月的PPI通缩来看，本轮制造业调整的时间比1998年到2002年那次还长。然而，值得欣喜的是，制造业的投资经过了五年的调整之后，开始回暖了。未来制造业的升级和消费的升级，估计是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观察中国经济中的一个亮点。”

未来：不要低估了中国增长的潜力

美联储加息如期而至，加重了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探和外汇储备流出的担忧。然而，今年一季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没有出现破“7”，反而呈现稳中略升走势。

“从历史数据来看，历次美国开始加息的时点大多伴随着美元指数的顶点。我们应该首先把经济稳住，在人民币预期稳定后，才能让汇率去找最好的均衡点。”在解释汇率问题时，梁红对记者说。

谈及今年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测，梁红更是直言“不会破7”。她还补充说，从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的汇率来看，美元已经明显高估了。

“如果政策不犯大错误，人民币汇率就不存在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旧是很大的，如果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能逐步释放，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很值得期待的。”

中金报告指出，综合考虑了3月至今美元贬值1.7%所带来的正面估值效应以及100~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同时，虽然3月在岸人民币交易量月环比上升27%，但仍远低于2016年四季度水平，表明目前外汇流出压力可控。

不过，梁红表示，中国需要建立起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发行机制。即便未来外汇转为净流入，中国不应或许也不会重拾过去的货币供给方式。外汇压力缓解之后，中国应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减轻央行干预和对冲的压力。同时，央行需要继续完善货币投放工具，包括再贷款操作规则及抵押品管理框架。

对于今年央行是否会进行降准的问题，梁红预计2017年不会降准，但中期看，中国终究需要一个合理且稳定的准备金率——我们认为应回到10%左右。央行之外，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加强协调，包括建立以定额管理为基础的国库经营体系、继续完善地方财政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