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教者与文化交流使者，亦是离间者

复旦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合办学术研究会 摸索明清时耶稣会士多重身份

“交错的文化史：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遇（1600-1900）”国际学术研究会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作了题为《离间：耶稣会士与早期中荷关系》的演讲。

明末清初，有两股外部权势交汇于中国东南沿海——葡萄牙和荷兰。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能在明清两代王朝左右逢源，荷兰人却披上了险恶的面孔。这其中耶稣会士“功不可没”。

9月7日至9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遗产与认同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交错的文化史：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相遇（1600-1900）”国际学术研究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董少新作了题为《离间：耶稣会士与早期中荷关系》的演讲。他说：“除过传教者、文化交流使者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耶稣会士亦有‘离间者’这样的身份。”

耶稣会士的“挑唆”

1566年尼德兰资产阶层革命爆发，荷兰开始走殖民扩大的路径，并对澳门这一远东重要口岸虎视眈眈。

在葡萄牙人抵御荷兰人的过程当中，来自欧洲不一样国家和地区的耶稣会士起到了很大用处。这些耶稣会士未必是葡萄牙人，但都站在葡萄牙这一边。沾恩于葡萄牙保教权，他们能够从葡萄牙获得经济赞同，因此效忠于葡萄牙国王。

在经历一系列占据澳门的失败后，荷兰在澎湖列岛树立殖民碉堡，但还没有坚持两年就被福建官兵击败，分开并撤到台湾。在荷兰殖民统治台湾的38年中，荷兰人与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私运商人皆有贸易来往。但不管荷兰人何等尽力，在明代他们一直没能和中国正式互市。

在董少新看来，荷兰没办法与中国树立官方贸易关系，缘由之一在于耶稣会士的“挑唆”。他在研究会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案例产生在明末崇祯年间，第二个案例产生在清初顺治年间。“其实明清时代的中国皇帝关于和荷兰接触都坚持着高度小心。其中，耶稣会士对荷兰人‘野生番’和‘海盗’的形象奉献很多。但根起源基础因还在于荷兰人来到亚洲海域后，对亚洲海域范围内的很多民族和国家，一言不合即付诸武力。”董少新告知记者，荷兰人曾几度通过行贿、体现恭敬及纳贡厚礼的方法，赢得明末清初中国政府部分官员的好感，然而终因耶稣会士和澳门葡人从中作梗，而使其没办法达到与中国树立官方贸易关系的目标。

“我想突出的并不是荷兰人‘海盗’形象构成的缘由，而在于出现耶稣会士的另外一形象——离间者。”

荷兰人是残暴匪徒

葡萄牙人是高雅商人

崇祯年间，中葡关系密切的另外一大缘由在于军事联络。为稳固国防，明王朝需求招募葡兵并向澳葡购买西洋大炮。1628年11月10日，由葡萄牙炮兵统领公沙·的西劳（Goncalo Teixeira Correa）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带领的铳师队伍分开澳门前去北京。抵京后，两人写了两份奏疏给崇祯皇帝。第一封以《报效始末疏》为题，代表了澳门葡人的立场，第二封为陆若汉所写，题目是《贡铳效忠疏》。

在《贡铳效忠疏》中，陆若汉解释了为什么身为耶稣会士的他也要参加铳师队伍。他强调在此次远征行动中自己的神职角色，并重申他关于明代皇帝极效忠诚，缘由是他通过学习神的教义晓得了君臣、父子的品德原则。“明显，陆若汉试图合儒以赢得中国皇帝的喜爱。”董少新说。

公沙·的西劳还特殊写了篇《西洋大铳来历略说》，其中粗心是，葡人是屈服于明王朝的合法商人，相反荷兰人就是一群匪徒，不只是澳门的威逼，也是明王朝的威逼。

公沙和陆若汉抵京后不久便建议明代招募更多的葡兵，并从澳门进口更多欧洲大炮以稳固东北边防。这个建议很快被崇祯皇帝接纳。1630年10月底，300名葡兵分开澳门往北京动身。这一举措遭到一些明代官员的强烈否决与谏言阻拦。

赞同招募更多葡兵的人也有，好比奉教士大夫徐光启。徐光启相同上了几封奏折，可是最后还是不是决一方胜出。耐人寻味的是徐光启上奏的内容。徐光启说荷兰人是来自西方的残暴匪徒，而澳门的葡萄牙人是文质彬彬的商人。“荷兰海盗集中部队占据澳门。而澳门葡人却显示了他们对我朝坚持不懈的忠诚。”

董少新说，自崇祯王朝以来，愈来愈多的明代官方文件称葡萄牙人为“澳商”，而非“澳夷”，而一直称谓荷兰人为“红夷”，从不叫他们“和（荷）商”。

荷兰外交任务的再失败

到了清代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施合德尔（Fredrick Schedel）到广州会面尚可喜、耿继茂等藩王。此次，荷兰获得了在广州进行贸易与建厂的权利。

可这遭到了钦差大臣李栖凤及广东巡按御史杨旬瑛的否决。而荷兰人也开始领悟，想和中国树立贸易关系，必定要获得大清皇帝的允许。所以荷兰派出外交使团，并在1656年7月中旬抵达北京。通过一系列谈判和宴会，顺治帝同意荷兰每八年来进行朝贡贸易。这远不相符荷兰的期盼，几乎宣判了这一外交任务的失败。

在董少新看来，荷兰的外交失败，多少遭到了耶稣会士的影响，好比知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他在华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被以为是继利玛窦来华以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汤若望温柔治帝关系很好，对清王朝也很有影响力。

1656年2月，荷兰外交使团还没有抵京时，汤若望就对顺治帝说虽然荷兰人已经获得了广东当局承认，不怎样好阻拦他们来朝，但没有必要和他们签贸易协议。还说荷兰人不顾到哪里都建堡扩权，骚扰邻国。

在荷兰大使抵京不久后，汤若望上奏写道：他们把皇受骗做经商的对象。他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他们反水了国王和天主。另外，假如他们在清代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必定会采用军事行动。最后，汤若望向顺治帝建议能够犒赏荷兰使节团，但不要允许他们按期来中国。

“讥讽的是，荷兰使者其实不知情，还对汤若望感恩。”董少新说，特别是汤若望这些耶稣会士还饰演着译者的角色，所以一些荷兰人甚至不晓得自己“被谁卖了”。

录入编辑: 朱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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