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从疫情中的美国工程师看未来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仍然严峻，大小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正如我们在中国抗疫隔离期间所见，疫情也推动了科技产业（包括快递公司）在美国的新一波发展。比如，社交平台脸书、Instagram上的消息发布数量比疫情前增加50%以上；谷歌旗下视频网站YouTube针对不同学龄群体增设了学习频道；居民对生鲜电商的需求飙升，亚马逊的生鲜服务供不应求……

高科技作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在2016年创造了5.3万亿美元的产值(占国家总产出的18.2%)、1450万个就业岗位（约占薪资就业总量的9.9%）。美国劳工统计局预计，到2026年该行业产值将增加2.1万亿，同时创造110万个新岗位。

虽然科技公司的工作令人向往，但是疫情给传统工作流程、工作关系带来挑战，居家隔离生活使工作“非标准化”。那么，全球疫情之下我们该如何理解“未来工作”（future work）？技术与劳动者的关系会发生哪些变化？人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要如何保持警惕？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认为，疫情之下，美国科技产业中就业结构两极分化的问题凸显，低技术含量劳工（low-skill worker）成为承受这一极化加剧现象的最大受害群体。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或对思考中国的相关问题有所启示。

美国西海岸South Lake Union区域，科技公司均聚集于此。视觉中国 图

澎湃新闻：新冠肺炎疫情对您关注的工程师群体有哪些影响？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吴桐雨：全球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截至4月25日，共有3030万人向政府申请了失业补助，占美国劳动力市场总人数的18.6%。相比之下，科技行业受影响程度较小，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生鲜电商等领域反而经历一波增长，因此我观察的计算机工程师群体尚未面临就业的挑战，目前都在居家工作。

疫情期间，一家科技企业办公室内部。

因为疫情，小食吧内许多食物被移走。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对隔离期间远程工作的问题上，计算机工程师比从事传统工作的劳动者更有准备，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基础设施。为了配合对工程师非标准化的工作要求，高科技企业投入大量金钱与精力铺设网络，支持员工在家搭建与公司环境同样的、有多屏幕或宽屏幕的办公场所，插上网卡就能连接公司内部网络。因此在隔离期间，工程师的工作并未受物理空间的限制。

有工程师告诉我，疫情中远程工作的挑战更多在于，像“值班”这种原本更接近“危机处理”的工作方式被常态化。同时，企业内部与对外视频会议频次的增加，对于原本不擅长社交的工程师来说是一种负担。然而，相较于工作方式的变化，他们更担心的是疫情对于工作绩效考核以及股票价格的冲击。

首先，工程师的职场竞争残酷。美国社会学家Ofer Sharone教授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科技公司根据每年一至两次的绩效考核决定获得晋升机会的人选，处于末尾的20%的人员可能面临淘汰或进入观察期。以谷歌为例，今年三月的考核受疫情影响，公司决定保留2019年度人员晋升名额至下一个考核周期，与2020年度考核一起综合评估。这意味着，有一批工程师今年无法如期升职，直接影响他们的全年收入。同时，受居家隔离影响，很多人三月开始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势必会影响到其2020年度考核的表现。

其次，就像其他在后福特主义大环境下产生的企业一样，高科技公司强调员工，尤其是核心员工的忠诚度，给予股票奖励目前仍然被视为鼓励忠诚度的有效方式。因此，在科技企业中，股票已然成为高科技员工的重要特征，司龄越高，收入中股票占比越大。比如，司龄七年的工程师，所得工资与股票的比例大致为3:2。持有股票的高科技人员也会变卖就职公司的一些股票，购入其他股票以分散资产的风险。然而，此次疫情中，向来比较坚挺的美国股市整体遭遇重创，导致高科技员工的一部分资产蒸发。

除了上述影响之外，高科技员工中的移民群体在疫情之下面临更大风险。根据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从2010年开始，美国湾区科技产业从业者中，亚洲从业者比例已经超过50%，成为硅谷技术开发工作的主力。我接触的许多华人工程师通过H1B特殊专业人员签证留美工作，目前在申请绿卡的过程中。特殊专业人员签证只能由机构提出申请的要求，直接导致了移民的雇佣脆弱性，因为一旦失去机构的担保，技术人员就基本失去了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因此，尚未获取公民身份的工程师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更大，尤其是那些在此前考核中排名靠后的人员。不少人担心疫情之后经济萧条会引发大规模裁员，而资历老的工程师更在交流中回忆起了1999年“千年虫”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高科技公司裁员，外籍人员首当其冲。疫情以及疫情对产业影响的不确定性让华人工程师充满了紧张感。

澎湃新闻：科技产业中不同工种的劳动者受影响程度有哪些差异？政府给予的支持是否有效？

吴桐雨：疫情不仅让人们看到科技行业的重要性，更凸显了产业中就业结构两极分化的问题。除了产业核心工人，即我观察的高技能工程师群体，科技行业还有大量边缘的、低技能的非科技劳动者，包括网约车司机、物流、仓库工人、客服（包括外包）等。

这一群体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企业为了减少用工成本、增加灵活性，雇佣了大量的兼职工人，并将每人每周的工作时间限制在40个小时以下（40个小时以上为全职工作，企业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为了生存，许多人要兼职两份或更多的工作，而在几乎没有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发现许多家庭难以应对计划之外的400美元的支出）、不能失去工作状况下，时有兼职工人带病工作的情况发生。此外，企业通常不会为兼职工购买商业保险，意味着劳动者一旦感染病毒，可能无法负担检测及高昂的治疗费用。

非科技劳动者原本享有的保障就少，但他们从事的往往是疫情隔离期间维持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工作，风险更高，因此，他们成为在疫情中冲突最为严重的群体。为应对疫情期间激增的需求，亚马逊计划在美国物流中心增加雇佣10万名工人，并且暂时在每小时15美金的时薪基础上增加2美金。但是，自三月起，亚马逊工人罢工事件不断，工人的社会权益问题酝酿发酵，到当地5月1日，亚马逊工人联合其他四大卖场的工人一起走上街头，要求商业巨头为他们提供更多保障，包括足够的防疫装备、更透明的工友感染信息等。

事实上在美国，以亚马逊为代表的一些企业由于不支持工会发展，在非科技劳动者群体中的名声向来不好，但在此次疫情中，曾深得员工好评的开市客也因为反应过慢，导致21名办公室人员、62名仓库工人感染、至少两名雇员去世而引发争议。

从国家层面来说，虽然政府在疫情中发放了价值1200美元的支票，但在消费经济没有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我认为作用并不大。同时，作为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国家，美国并不会像中国在疫情中宣传快递小哥那样，用鼓舞人心的语言体系认可非科技劳动者在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澎湃新闻：全球疫情之下，我们如何理解“未来工作”以及“科技与人”的关系？鼓励数字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哪些风险？

吴桐雨：经过这次疫情，很多公司会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并在加大对云计算的投入。无论是否有疫情，对用户数据的掌握与分析能力已经成为商业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疫情进一步拉大了公司之间的差距，拥有数据与计算能力的公司获利更大，积累了更多的原始资本。未来，建立云计算能力的门槛决定了更多中小规模的企业会需要科技巨头提供相关服务。

因此，当数据能力变为资产，谁通过数据获利？谁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谁获取了垄断地位？这些问题在疫情之后企业的洗牌中值得被关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企业数据能力的提升，离不开用户的“劳动”。学术界用“工作的消费者”（working consumer）一词形容网络购物中变身为“工人”的消费者。无论是搜索、选取商品还是在购买之后点评、晒图，消费者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线下商店雇员的工作。在居家隔离的状态下，消费者线上购物的“工作量”与人数陡增，尤其是在美国，原本较为小众的生鲜电商，在此次疫情中培育了新一批的“工作的消费者”，其中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

同时，疫情也让人们反思，面对面交流在未来工作中的重要性。相较于中国，美国的抗疫时间更长，为了正常运作，企业与政府部门都开始向科技企业学习，为远程工作搭建基础设施。未来，人们多大程度能接受虚拟工作场景下、不受时间限制的工作还有待观察。至少目前来看，作为第一批“小白鼠”，工程师已经具备必需的思维习惯以支持近期内的非正常工作状态。

一些工作与工作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作为老师，我感受到，线上课程直接改变了教师行业，改变了教学逻辑，更改变了学生吸收知识的方式。在美国，网课模式备受争议。一方面，网课的利润非常高。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制作一门网课的成本大概在4万到32万美金之间。而学生注册一门网课的费用在70到300美金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完成网课搭建，边际成本在课程的重复使用中很低。热门公开网课的参与人数可以达到10万人，比如斯坦福大学由Andrew Ng教授开设的“网红”计算机课程。

另一方面，网课经常采取学生互判、取平均分的评分机制，学生无法在作业中得到老师的评语，并与老师进一步探讨。线上教学将基于人与人接触的师生关系，变为了学生与学生嫁接于平台上的关系，并将教师的功能转向了产品（网课）制作。

此外，疫情作为发酵剂会继续改变科技行业的职业结构。经过十多年的讨论，学者已经认识到，机器与人之间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两者应该互相补足。比如，无人车的发展，意味着司机行业的衰退，但它同时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起到辅助作用的标注工作产生了大量的需求。未来，在技术嫁接之下，科技行业的工种会不断变化，两极分化的现象或更严重。

澎湃新闻：上述观察对中国的科技行业有哪些启示？

吴桐雨：科技行业工作的两极分化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有意思的是疫情对于这种分化的加速在美国比在中国更明显。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在美国显现出来的问题作为透镜去思考中国的相关情况。我们可以考虑，疫情之后，科技行业中高技能劳工的工作性质是否产生转变？他们工作的附加值是否产生增减？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非科技劳工，他们的脆弱性又体现在哪里？

疫情让我们对行业及其抗压能力有了更准确的判断，我们应该去分析是哪些特性决定了不同工作抗压能力的强弱，那些抗压能力强的工作未来是否会成为新兴产业？政府应该如何推动？比如，我在调研中观察的标注行业与工程师一样，受工作场所局限较小，面对疫情的抗压能力较强。

同时，对于抗压能力弱的劳动者，比如网约车司机、物流工人等，是否应该出台相关政策进行保护？此外，我们还需意识到，除了政府之外，企业出台的措施也直接影响到劳动者，尤其是非科技劳工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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