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机构涌向生物医疗行业前端

2018年的“4+7”带量采购成为医药行业最大的黑天鹅，医药股几乎全军覆没。

“为什么带量采购政策会影响如此之深呢？因为被采购的药品价格低到几乎只能零成本供应，所以那些没有新药研发能力的药企就要活不下去了！”深圳生物医药促进会秘书长张才万在前海创投孵化器近期举办的行业投资内部交流会上表示。

二级市场上的变化也会传导给一级市场。2019年上半年，投资完成度最高的是新药研发，总共完成81起；曾经深受资本喜爱的医疗器械行业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仅发生45起。

“从长周期来看，医疗器械的里程碑并没有生物医药的里程碑那么的可靠，很多医疗器械的机构经常会出现与预期计划不相符的滞后。在股权投资行业2018年整体遇冷的时候，生物医药尤其是新药研发，反而给投资人更多的信心，当然政策也是很大一个催化剂。”澳银资本投资总监张亦笑这样解释一级市场的变化。

资本涌向行业的

前端和后端

自2017年以来，澳银资本转型成为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TMT领域的精准型创投机构(GP)，先后投资了康泰生物、美诺华药业、新产业等一批优秀的生物医疗企业。

“自从2018年，创投市场步入寒冬以来，一级市场放慢了投资的节奏，退出的周期也在缩短，这其实是整个行业的通常做法。”张亦笑对中国基金报记者如是说。

在这样一个趋势里，现金流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之道。因为行业投资节奏的放缓，现有的现金流是否能撑到下一轮融资进来，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生死。

正因为投资行业的变化，也让资本更加涌向前端(种子轮、天使轮)和后端(IPO上市前的融资)。“向前面涌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覆盖到更多的企业，向后端靠拢虽然价格更贵，但是却是一个高确定性，这就导致B轮、C轮的投资显著地下降。”张亦笑表示。

澳银资本选择了布局早期的初创公司，张亦笑对此表示，布局早期的生物医药公司更考验团队的专业能力，因为可以判断的财务指标非常的少，只有足够专业的团队才能在价格和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然后去布局。

资本应该给生物医药企业

更多包容

张才万表示，生物医药项目投入大、风险大、耗时长，需要政府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资助，也更需要风险投资机构更多的包容性。

张才万说，目前，国内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率只有5%，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内的药企忽视市场实际和创新原则，跟随性研究比重大。国内很多药企在国外药品专利过期前去做该专利的研究，等待专利期一过就可以投入生产，创造利润。

第二，顶尖人才缺乏，企业研发力量相对薄弱，院企合作不足，未形成资源共享。国内的医药研发资金占比能达到30%以上的企业凤毛麟角，同时企业和大学的合作也并不顺畅。

第三，我国生物医药风险投资承担风险能力弱小，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远未达到国际并行的投资氛围。

张才万介绍了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研究资助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在美国生物医药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

张才万认为，中国其实并不缺乏顶尖的人才，在美国药企的实验室里有一半左右的科学家都是华人。近几年，中国的飞速发展以及引进人才的制度让不少国际顶尖的人才纷纷回国，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只有5%的成果转化率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合理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模式，没有完善的风投机制，让短视的资本打消了科学家持续、深入研究的动力，过早地面对市场需求、市场销售等问题。

张才万建议，我国应该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设立技术转移平台，加强国内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帮助国内的先进医疗技术从公立部门向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转移。让市场获利的同时，也让科学家有一片宁静的沃土致力于创新性技术的研发。

（文章来源：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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