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不断优化存量财富配置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11年以来，李扬、张晓晶、常欣等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为总题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三部专著。2018年12月26日，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面世。本书承继前两部专著，将2000~2016年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和盘托出，同时，还在编制方法、数据跨度以及国际比较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进，取得了新进展。

这项研究填补了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空白，为分析中国的国家能力、要素配置、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等提供了权威依据，为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进而，为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基础。

经过该项目多年持续研发，《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主要发现包括如下内容：

财富规模与增速

我国净国民财富全球排名第二。2016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其中，国内非金融资产424万亿元，对外净资产13万亿元。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社会净财富规模和GDP都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达到如此水平，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金融资产增速快于非金融资产。2000~2016年，我国非金融资产由37.5万亿元增长至424.5万亿元，增长了10.3倍；金融资产由53.2万亿元增长至786.2万亿元，增长了13.8倍。金融资产增速显著高于非金融资产，导致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金融资产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平均增速分别为44.2%、26.7%和25.2%。这三项资产的增速领先和占比提高，反映出我国非银行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如今，基金和保险已成为我国居民储存财富的重要方式，同时，银行表外业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投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最大。社会净财富的增长来自投资和价值重估。投资来源于储蓄，是总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形成了社会净财富在物量上的增加。价值重估则是由于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财富名义价值增长。2000~2015年，我国非金融资产年均增长23万亿，其中68%来自投资的贡献，32%归因于价值重估。企业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价格上涨等因素，是价值重估的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净金融资产年均增长1万亿，其中，投资贡献了171%，价值重估的贡献则为-71%。由于对外净资产用人民币计价，所以，汇率的变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我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对外资产的人民币价格减值。

财富分配

2016年，我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有两种不同方向上的力量影响居民和政府在净财富上的分配：一个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会降低政府财富的占比；另一个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产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价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来内大量国有企业上市，这会增加政府财富的占比。

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财富，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2016年，英美政府净资产均为负，而日德政府净资产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均不足5%。中国独特的财富持有结构，既反映了现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点，也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性特征。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积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资产，这包括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大量负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等资产；而公有制为主体，则使得土地等重要资源为政府所有，也导致政府资产规模庞大。奉行公共财政(而非建设性财政)、土地私有化和国企占比很小，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资产规模显著小于我国的主要体制因素。

从风险维度看，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净资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它使得我们能够有底气地应对风险。但是，从效率维度看，政府直接拥有和配置大量资产，也致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降。长远看，我国需要盘活和重置政府存量资产，这包括，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鉴于国有企业股权也是政府净资产的重要构成，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僵尸国企的退出，应是优化配置政府资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财富效率

财富存量是产生收入流量的基础。财富收入比越高，单位财富所产生的收入越低，产出效率相对越低。我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80%上升到2016年的590%，折射出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收入比最大差距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280%上升到2016年460%。而英德均稳定在250%左右。2000年，我国的这一比例只略高于美英德，但2008年以后大幅攀升。非金融企业财富收入比过快上升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无效投资。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过去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仅是账面资产。这些无效资产，既推高了企业部门资产占比，也拉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二是财富积累方式。高储蓄带来高投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是我国财富积累主要形式，大量投资的结果只能形成企业部门大量资产存量。可见，降低财富收入比的关键，在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无效投资、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债务风险

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强调净财富是应对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需综合考察资产、负债和净财富。这意味着，仅从债务或杠杆率角度来讨论债务风险，结论可能偏颇。

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2000~2016年，主公政府负债从2万亿上升至27万亿，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也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对政府净财富的冲击：一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在30~50万亿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我们估算约为25万亿)。二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我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也达到73.0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占政府净金融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总体上，政府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三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过去十几年来，全部非金融资产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来自于价值重估的贡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其估值水平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类风险值得关注。

鉴于以上，李扬、张晓晶、常欣以及项目团队认为，拥有规模较大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我们高枕无忧，面对可能到来的“惊涛骇浪”，必须将困难估计充分，并做好预案。长远看，不断优化存量财富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大量改革任务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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